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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东汉的败亡，吕思勉先生的《白话本国史》曾说得非常清楚，这里我只想在大师的基础上结合自已的想法，谈谈自已的理解。我认为东汉的败亡是几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。
一是社会矛盾极为尖锐。从后汉的著述来看。东汉末年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，贵戚、豪富“馆舍布于州郡，田亩连于方国”，并拥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。加上各种自然灾害，苛捐杂税，大批农民四处流亡，以致：一夫耕，百人食之，一妇桑，百人衣之，天下百郡千县，市邑万数，类皆如此，本末不足相供，广大农民饥寒交迫，难以为继。这是张角振臂一呼，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同时响应的根本原因，黄巾军的起义虽然很快即被镇压，但社会矛盾无法解决，反抗就不可能停止，这是东汉败亡的最主要因素。
二是宦官和外戚的争权。争权夺利历朝历代都有，这是由封建制度本身造成的，朝廷内争权夺利，只会使朝政腐败，贪墨横行。汉灵帝继位之时，国库无法满足朝廷的支出，竟公开卖官鬻爵，而且明码实价，比如秩四百石的官员可卖到四百万钱。
灵帝将卖官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，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另外，由于皇帝年少，难以理事，为免大权旁落，只能依靠最为亲近的宦官或外戚，这不仅造成了宦官和外戚的长期权力斗争，而且使一些士族、大夫无法进入权力中心。
第三是没有重视对羌人的管理。自东汉建立以来，羌人中的一支长期占据HB大允谷和大小榆中一带，和帝时曾置西海郡，打败了羌人的反叛，曾将降羌散布于各郡县，教其民众屯田，但时有吏民、豪强侵役这些羌民，特别是107年罢西域都护和校尉，羌人又开始不停反叛，凉州的守令，都是内地人，见羌族势大，无心战守，都把郡县迁到内地来，从安帝到灵帝的七十年间，羌族多次反叛，凉州一带，形同治外。
为了打败这些羌人的反叛，朝廷只能不断对羌族用兵，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，至108年军费就用了二百四十亿，后来又花掉八十多亿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些钱只能找内地的老百姓分摊，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从汉末羌人的反叛来看，边疆羌族的反叛虽然有民族特点及谋求更大权益的因素，但主因还是朝廷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加强对羌族的管理。胡人北宫伯玉能轻易攻破金城，杀死金城太守，劫持朝廷官员边章和韩遂，绝不是偶然事件。
对于最大的少数名族乌恒，东汉的管理则要好得多，一是设置了护乌恒校尉一职，专职负责乌恒的管理，二是选人得当，东汉选择刘虞为幽州牧（刺史），很好地处理了乌恒与朝廷之间的矛盾。
第四是设置州牧。黄巾起义虽然很快即被镇压，但此后盗寇蜂起，郡县无法平定。中平五年（公元188年）三月，汉灵帝又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，将部份刺史改为州牧，由宗室或重臣担任，让其拥有地方军、政之权，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，达到有效进剿黄巾余孽的目的。但朝廷没想到，这一举措使地方军拥兵自重，进而割据一方，更加难以控制。
第五是董卓之祸。东汉的衰败，自有其必然性，从根本上说还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，但必然性也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，董卓的乱政，无疑加剧了东汉的灭亡。如果掌握朝政的不是董卓，东汉政权也许还可能延续一段时间，但历史没有如果，董卓的暴虐不仁，对钢纪的肆意践踏，使东汉很快进入到分裂割据的局面。所以董卓之祸笔者认为也是加快东汉灭亡之一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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